18岁创业的那个女孩，18岁如何创业,选什么行业？

这是《自拍》第285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告诉我

姬丰华/口述

孔宁婧/撰文

呱呱/编辑

我叫姬丰华（@中亚姬哥），大家都习惯称呼我为中亚姬哥，因为我对中亚几国异常熟悉。我18岁就离开家乡，先是去了哈萨克斯坦做外贸生意，现在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娶了一个吉尔吉斯斯坦妻子，经营一家自己的小旅行社。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走出去”的想法，想出去闯荡，看看外面的世界。人生的前47年里，的确离家的日子更多。这是性格使然，我喜欢自由，不爱拘束，喜欢尝试，不甘平淡。我觉得世界很美好，多看看走走，丰富见识，才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和妻子还有三个女儿，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

我的家乡在伊犁的霍尔果斯，一个偏远且不发达的小县城。那是大西北的边陲，太阳落山最晚的地方，夏天午夜12点后才会天黑。看中国的大公鸡地图，它就在公鸡的尾巴尖上，距离中苏边境只有五公里。霍尔果斯特别遥远，特别闭塞，经济也很落后。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大家可能只知道有个叫塞外江南的伊犁，并不知道霍尔果斯口岸。

1975年，我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父母在1959年从甘肃到了新疆，所以我属于“新二代”。父母都是国营农场里的职工，父亲做财务工作，母亲在缝纫组，用缝纫机做子弹袋、手榴弹袋、军用的被子和衣服，做到东西堆积如山，这是国家为国防做的准备。

兵团是半军事化的，我们那里每一个国营农场的职工都是民兵，真是一手拿锄头，一手扛着枪。下地干活时背着自动步枪，眼睛盯着锄头，以防把地里的苗砍倒，耳朵也要竖起来，随时听着边境线的方向，第一时间察觉异动。

我的周岁纪念照。

1979年，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生活氛围突然紧张起来，有传言说苏联要打过来了，国家组织大家统一往后撤。大人们做一个扁担，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放进去，能带走的就挑着走，带不走的都挖坑埋起来。像我父亲这样，能拿起枪的青壮年男性都留在当地，妇女儿童全部转移，我就是被转移的对象。

妈妈带着两个哥哥和我坐上车，一个劲儿地往内陆走，透过车缝，能看到好多大炮，过一个桥，就有民兵把守，在路边埋地雷，在桥梁下埋炸药。一直撤退到距离霍尔果斯660公里的乌鲁木齐，我们一家四口人住进了乌鲁木齐的大伯家。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城市、楼房，路灯，还有自来水，一拧水龙头，就有水哗哗地往外流，之前从没见过，觉得很先进。当时就有一个念头种在心里：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

三周岁时，在当地照相馆拍的照片。

战备紧张了一两个月就解除了，我又跟着家人回到老家。霍尔果斯的生产环境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紧张，文化生活也极其乏味枯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那儿才能看到电视机，因为离国家的首都、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最远，以前影片的带子或者是信件，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传送到。

儿时的生活拮据，很多物资需要凭粮票和布票来供应，家里一共三个孩子，我还有两个哥哥。双职工家庭，每月父母两人工资加起来才100块出头，却要养活三个儿子，平时吃穿用度上是紧张一些。一年只能吃那么两三顿肉，过年时各种各样的菜才能摆满一桌，平常饭桌上没有第二个菜。

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三兄弟都被父母送去了学校。我们那里的年轻人，出去看世界的途径就是当兵，或者念书考学，就这两个渠道。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家孩子，想去当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孩子就想着能考上新疆以外的大学。

1979年，四岁时我和二哥的合影。

我们那里的孩子，除了上学还有下地干活的任务。上世纪80年代，国家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还很低，暑假一结束，我们到了学校，先不是上课，而是将未成年学生全部编到农工队伍里，收庄稼、收农产品、捡棉花，赶在冬天天气变冷前收完。

1984年，父亲承包了盐碱地，包产到户搞家庭经济。要帮家里搞家庭经济，又很贪玩、不懂事，导致我的学习成绩非常差，到了中学就很吃力。

我不喜欢死记硬背的课程，体育和物理是我最感兴趣的两门课。小男孩成天蹦蹦跳跳会爬树，体育成绩自然差不了；对物理的兴趣是因为喜欢物理实验，小灯泡、开关、砝码、弹簧秤，对这些东西有一种纯粹的好奇，这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娱生活多么匮乏。但当时，四周没有这样一个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能透进来的阳光就很少。

每次物理书一发下来，我就把上的内容从头到尾阅读一遍，很自然地亲近，很容易就学会了。初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个科技制作大赛。当时有一本叫《少年科技》的杂志，里面有一篇就是说怎样用收集的废旧材料做电子门铃。我看了图后，就把它的工作原理吃透了，动手还原了出来，没想到拿到了比赛的二等奖。

15岁时，我刚开始做乡村摄影师，我用自己的相机自拍了一张照片。

在老师眼里，我是个差生，差生突然做出这样一件事，他们也特别意外，在学校还引起了一段时间的轰动。他们单独给我一个初中生开放了高中生阅览室。没想到，这个阅览室，为我打开了另一片新天地。我发现了一本书叫《少年摄影》，感觉摄影这东西真拉风，总不自觉把自己想象成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摄影师。

在我们小县城，只有两架照相机，一架在照相馆里，专门给当地人拍证件照和全家福；另一架就是我们学校一位老师家里的私人照相机。物以稀为贵，当时我对这个摄影师这个职业是很敬畏的，这跟在兵团里务农简直是天壤之别。我相信我能学会，等到学会了操作，我就要开始赚钱。我成绩不好，高中是不打算念了，早晚要出来做生意的。

看书自学的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哪怕再小，我都会记下来，蹬着自行车，跑去照相馆逐条地问。不知道跑过多少趟，照相馆的师傅都被我感动了，主动送给我材料看，在他们眼里，我是个“超级爱好者”。没有专门的教学，所有知识都靠自己摸索。

只要能借到照相机的地方，我都去借，照相馆老板和学校老师都被我感动了，愿意把照相机拿出来给我用。我开始给班上的同学拍照片练手。然后自己买胶卷，摸索着冲洗照片。

晚上，等家里人都睡觉后，我自己跑到厨房关了灯，让这个小空间全部黑下来，就是我的暗房。失败了三五次后，我能熟练地掌握整个冲洗流程了。洗印出来的照片，会被我以一个很优惠合理的价格卖给同学们。一张半寸的黑白照片，照相馆里收两毛五分钱，我只收一毛钱，但冲洗的成本只有两分钱，我还是实现了盈利。

初中毕业后，我的两个初中同学继续读高中，他们来找我，看看我生意做得如何（中间是我）。

没过多久，我就跟父母表明态度，学我是不愿意再上了，想做摄影师。父母虽然没有支持，但也觉得说到底这是门技术，就算不能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害处，所以也没有阻挠我。

我二哥偷偷支持我，用自己在货场出苦力、背麻袋挣来的辛苦钱，赞助我买进口胶卷。平日里拍照，最头疼的问题就是要不停地找人借相机，我妈疼爱我，把她的缝纫机卖了，给我买相机用。我特地跑到伊犁，花了500块，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海鸥DF-203B。

反复拆装胶卷、操练，熟悉相机构造后，1990年底，我就营业了。最开始我对商业一窍不通，骑着自行车、背着相机包，在包里放了一本影集，要是谁不相信我的水平，就把影集翻出来给他看。其实影集里的照片的不是我拍的，是我从同学那里借来的。

每周末，我都要乘大巴车去160里外的伊犁冲印彩色照片。

刚开始，我没什么勇气跑去主街道，就跑到比较偏远的小村子里，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挨家挨户地问。很多快油尽灯枯的老人会拍，一些搞对象的少男少女会拍，大年初二嫁到外地的女儿回家了也要拍全家福。这些人就是我最初的客户。方圆30里范围，每天跑一趟下来能赚七八块钱，最多的时候十几块。

1991年，我在霍尔果斯的海关门地标设了一个拍照点，正儿八经支个太阳伞摆摊拍照，每天都有人来游览，都有活干，一天将近有100元进账。除了买午饭，其他所有钱我都存进银行卡里，一个月就存了2000多块，在当时绝对算高收入。

我拿着存折跟我爸炫耀，我说，你看你一个月工资才五六百块。家里人也渐渐开始认可我的选择，我父亲还经常问一问，关心一下我业务的发展情况。

我将摆摊拍照作为职业，收入不错，我就换了日本的变焦镜头。

1992年，苏联解体后，一波商业浪潮袭来。很多边民都过境来买中国的日用百货消费品，他们带来了北方穿的呢子大衣、皮帽子、西装、靴子，木套娃，还有水晶做的酒杯。这个看似“更广阔的天地”吸引着我，我决定结束摆摊拍照生涯，转干边贸。现在想来，还真像“猴子掰苞米”，总眼红着下一个。

一大群边民干边贸，男女老少都有，竞争很激烈，如果你卖的东西没什么特别，可能就无法吸引顾客。我当时就想，什么东西别人不敢去收购，而且在市面上也不常见呢？就是照相机。

我懂相机，能检查出一个相机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敢收敢卖。很多游客会买这些舶来品，买了后我还能给他们讲解怎么使用，每个按键我都介绍得津津有味，说得头头是道。我的摊子，在当时的边贸圈，几百个小商贩里也是个亮点。

临近1992年春节，有个60多岁的老头跑来买相机，他把我所有的相机都问了一遍，如果碰上别的售货员，可能就不耐烦了，我不仅对相机了如指掌，还乐意将这些知识分享给他。他当时就花钱买了一台，没还价，我看他这么爽快，答应教他摄影。

135胶卷能拍36张底片，我用了一个技术处理加片头的办法，成功洗出了39张半照片，彻底把这老头折服了。他说，他是新疆十月拖拉机厂的高级工程师，被公司派来执行外贸出口，邀请我有空的时候就去他住的宾馆坐一坐、聊聊天，希望跟我成为忘年交。

17岁的我开始参加边贸工作，骑上自行车就到处跑。

他跟我说，过完春节他不会立马回霍尔果斯，希望我能给他们公司干，专门负责在这里接货，办理进口物资入库，向海关报商检，再办理出库。这个岗位叫外事交接员，一个月给我1500块工资。他领着我去参观熟悉了外运库房，观摩业务操作，三天后，我就正式成为公司的一员了，不再去街上练摊，而是穿梭于各个口岸部门办公。

因为要跟外国人打交道，我学了几句简单的俄语，跟海关打交道多，也熟悉起来了，像我这样的人在边贸方面很好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跳槽了三四家公司。直到一家国有外贸企业聘请我，说可以给我办护照，让我去哈萨克斯坦做业务。我心动了。

离开故乡、走出国门看看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机会终于来了。而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市中亚五国里著名的花园城市，国家建设相当不错。当时的北京的普通家庭可能都还没有天然气和管道煤气，也没有家家通电话，但当时的阿拉木图已有24小时热水，家家都有电话。

那时有一部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风靡全国，作为一个新疆小伙，阿拉木图带来的那种心理刺激和喜悦，简直要比北京人去纽约还要大。

1993年，我和外贸单位同事去中哈边境游玩。

我在哈萨克斯坦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当地供货商，采购钢材和废旧的有色金属。去了之后才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经济崩溃阶段。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混乱无序，社会上财阀当道、黑帮横行。既然已经出了国门，除了适应、生存，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是带着美元去的，好几万美金。大家手上的货币很多都贬值或者作废，而美元是硬通货。这相当于在透明的口袋里装金子，走到哪里都很扎眼。我在阿拉木图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小心，租住在民房里，不跟陌生人说话，不跟同胞套近乎，听到有人敲门不能立马开门，要挂黑色的窗帘，也不能在白天扔垃圾，要趁着深夜没人的时候出来扔，因为扔出来的垃圾，能让人判断出这家人的生活水平如何。

每天待在住处，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偷偷摸摸跟客户联系。只有要看货、验货，跟和客户接洽、会谈时才会出门，尽量把自己打扮成当地普通人的样子来保全自己。这么一待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

在当地做生意常常要用俄语，特别关键的谈话可以请到翻译，平常就靠指手画脚、翻字典来交流，我就想自己再学一点俄语。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和报刊杂志，唯一能接触到的就是当地电视节目，在所有节目里，只有广告和动画片我能看得懂。我开始简单地重复模仿基础单词，自己做发音练习的小册子，还邀请邻居家的孩子来玩，允许他们到我家里来看电视、吃糖果，和他们交流、玩耍，让我的语言在短时间内提高不少。

1995年，我开始尝试开公司，我和雇员还有两个朋友在中哈界桥上的合影。

1995年，20岁的我，对外贸业务逐渐熟悉，也在行业内有了一些人脉积累，有些飘飘然，以为自己的羽翼已丰满，想自己单干。自己成立公司做外贸，自己当老板。我用手里几万块零花钱，注册公司、租办公场地，还招了一名比我年长五岁的雇员，开了个外贸皮包公司。

事实证明我还不具备单干的能力，自己做老板比给别人打工要难得多，找不到投资人落实，发不出给员工的工资，办公室租金也交不上。一年半的时间，手里的钱都打了水漂，第一次创业就这么草草收场。

生活还要继续过下去，我成了一个跑单帮的单干户，在买家和卖家中间充当中介。1997年，从阿拉木图回到霍尔果斯后，我一度睡在廉租宾馆的地下室，吃饭都靠在小饭馆赊账。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回家，一直在外面漂着。没干出什么成绩，没脸面回家。

1996年，我在霍尔果斯当中介时，我和供货商在海关门口的合影。

这样过了半年后，我终于做成了一笔中介业务，把一批废旧金属卖给广东采购商。采购商当时提出的要求非常苛刻，不仅要把手续办完，还要负责提供监督装卸、发货等服务。当时的霍尔果斯没有火车站，要先运到700里外的奎屯火车站，再从那儿往广东方向发运。

我找到铁路部门，办好相关手续，在寒冬腊月的黑夜，西北风呼呼地吹，漂着雪花，一群工人准备装箱，发现车厢没有停在预定的位置上，要把挡道的四五节装满粮食的车厢推走才行。我跟着20多个工人，在没有火车头的情况下，靠自己的肩膀，硬是把这几辆满载粮食的车厢推走了，上了年纪的工长当场累得在铁轨上呕吐。现在想起来，我的小腿还会抽筋。

这次经历不仅让我有了一段常人难以想象的记忆，还让我背了满满一挎包的现金回家，大概十几万块。当时在北京买套房也才三万块，家里人没见过这么多钱，神情很惊恐，担心我是不是干什么违法的事了。这些钱足够我把近一年，七七八八欠下的债还完，剩下的钱存起来，应付以后的日常支出。

我在哈萨克斯坦的供货商知道后，请我到阿拉木图工作，专门接待来自中国的采购商。22岁的我又获得了一份外企对华贸易业务主管的工作，收入也逐渐变得稳定而体面。工作之余的时间，我骑着自行车，探索之前还没有深入了解过的城市，看演出、看马戏、去各个地标景点，还经常去使馆串门，为的是读他们看过的旧报纸，了解信息。

1997年，我受聘哈萨克斯坦公司，在阿拉木图做对华贸易业务专员。

久而久之，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也知道我对当地的吃喝玩乐了如指掌，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哈萨克斯坦，都找我当向导，到哪里去观光、到哪里去买纪念品，我就是一个“活地图”。结果，慢慢就发展成国内参观考察队到哈萨克斯坦的考察团的向导，除了有向导费，还能赚到不少小费。

寻觅到一个赚钱的好办法，我将工作以外的重心放在了旅游业上。除了找我当导游、当司机，还有人来找我帮忙干其他事，车坏了要去买零件、到银行开账户、找律师打官司、去医院动手术……各种各样的事都找我求援，我成了中国人在哈萨克斯坦的“万事通”。处理繁杂的事务让我接触到了很多人，懂得解决各种麻烦，快速地成长起来。

1999年夏天，我在阿拉木图梅迪奥高山运动场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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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外贸公司拓展中亚他国市场，安排我去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分公司。哈萨克斯坦待久了，有个新地方，能获得新体验，我乐意。在普通人看来，这两个国家似乎很相似，人长得差不多、语言差不多、文化背景、生活方式都差不多，但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经济情况更差。

我在吉国继续干外贸业务。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有一个向吉尔吉斯斯坦出口物资的任务，临近春节要去中国接货。吉国的边境，吐尔尕特口岸每天开放到中午12点，当我赶到边境时，已经过了12点，边防军正准备下班，加之中国已经春节放假了，两国之间没有大巴车来回了，吉尔吉斯斯坦的边防长官拒绝了我的过境请求。

货物已运到边境，如果动作迅速，我可能还可以想办法赶到中国。我跟吉尔吉斯斯坦边防长官交涉，是否可以让边防军车开车送我到中国边境，虽然到了后，离城镇还有110公里远，但只要到了边境，另一侧就是我的祖国。可能是被我语言里的坚定打动了，边防军用手指往上戳了戳军帽，挠头思考了几秒，同意了。

2004年，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主持华人华侨迎新年元旦晚会。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由于高层斗争，政局一直不稳定。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第一次政变，总统跑路，军警部门没人上班，法庭放假，社会骚乱，大街上到处都是打砸抢劫。中国准备撤侨，可所有的法律和职能部门一夜之间都联系不上，使馆特别着急，把企业办事处、留学生和华人华侨代表召集到一起，开了个紧急的安全应对会议。

我比较年轻，职务也低，绕了一圈，其他人都发完言了才轮到我。我提议将已停业的传呼台恢复，把几百部库存的BB机发给我们，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通讯系统，统计中国人的手机号、城市座机、具体居住地址，设计好通讯应急预案；并且将车辆资源、会开车、会俄语的人员力量都进行汇总。另外，凭借我之前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经验，建议或许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让哈萨克斯坦边境单独对中国人放行。

其实大家谁都没遇到过这个事，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听了我的发言，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张延年马上让一旁的秘书逐条记下，觉得我说得特别有条理，拿出关键的几条准备去实施。不过，骚乱很快过去，一切恢复正常，这些措施也就烟消云散了。

2005年，也是我人生中里程碑式的一年，我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了，她是吉尔吉斯斯坦人。我刚来这里时，在药店偶遇她，第一眼，她的眉目就吸引了我，让人看着很舒服。看到她正在看汉语书，我和她交换了姓名，做彼此的语言老师，然后自然而然开始交往。

刚认识妻子时，我们的合影。开着我当时花了80美元买的第一辆二手小汽车，1983年产的。

终于在五年后，我们结束了爱情马拉松长跑。她的父母在对我进行了观察和考核后，同意我们组建家庭；我父母也完全尊重我的选择，即便这意味着以后我要长期生活在吉国。

我十三四岁就离开家，几乎没怎么在家里待过，他们也习惯了我完全独立的状态。比起安稳的老家，我更喜欢外面新鲜的世界，这种探尝新鲜的热情一直没消减过，成家前，我甚至不停换新住所，在一个地方待不住。

结婚后不久，我就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妻子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因为经济和家庭状况，我的业务再一次向旅游业倾斜，相比于外贸，旅游行业每年能让我的收入增多几万块，也让我的工作更自由。不过，来来回回，我一直都在做这两件事，也是我最擅长的两件事。

有一次我陪同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板，去俄罗斯谈收购、给他当翻译。去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一看，才发现城市漂亮、文化沉淀厚重，社会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都很好，我当时就觉得，中亚真的太小了，不应该一辈子都在这里发展，应该来俄罗斯闯荡，看看有没有机会。

2007年，我陪上市公司老板去俄罗斯谈收购，和红场卫兵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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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到2013年，我前后在俄罗斯待了四年。在俄罗斯，我找到的新突破口，就是做展会翻译。但实际上，我不光能做翻译，还能充当参展商顾问的角色，所以在展会翻译的圈子里，我收费也最高。我还担任了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一家民营企业对中国和对莫斯科方面的联络官，采购、投资，所有商业方面的活动基本都是我来对接。这个工作我一直干到现在。

妻子很支持我，我不在家的日子，她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实际上我也不是一去不回，莫斯科和比什凯克之间的飞机票非常便宜，每天都有若干趟航班，我也经常坐飞机回家看他们。我在俄罗斯，把这里所有的博物馆都看了个遍，也接触了很多新的项目，甚至在俄的中国人圈子里，试着掂量自己的分量，积攒下了宝贵的人脉。

201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三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在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合影（我在第二排左三）。

在工作之余，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我一直是个“积极的游客”，探索的过程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另外，能把生活在不同地域的经历和攻略分享给他人，也是一种幸福。

我曾在白昼节之前赶到圣彼得堡，为看那里的白夜；在涅瓦大街看过年轻人喝酒狂欢，庆祝成年；去迪拜世博会，37天走遍192个国家主题馆；去美国时赶上疫情，为了减少跟人接触，专门买了一辆自行车骑行去公园……

我还在网上认识了不少爱旅行的朋友，我们自发组织了自驾游。用23天时间，跑了一万两千三百公里，用一箱小绿瓶的红星二锅头“对付”了俄罗斯的警察，顺利通过贝加尔湖；在偏僻的西伯利亚森林腹地里找住处，和一对伐木工夫妇结下不解之缘……我一直觉得，要想搞好文旅工作、服务好游客，自己要先做一个合格的游客。这也符合我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

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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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生活多年，当地人都很接纳我。我守着自己的本分，不给国人丢脸，同时对别人的历史文有好奇心和敬仰，聊天提到他们的历史名人、文学影视作品，就能让他们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让中国和中亚之间有更多文化上的交流，相互欣赏、相互参考学习，今后我也愿意继续做这些事。

现在不少年轻人为了一份固定工作，可能会比较屈服、也比较无奈，而我这个年长的人呢，还三不五时地换老板、自己做自己的老板，一直想掌握更多技能、尝试更多可能，也有更多时间能置身万千世界。

可能这在很多人看来不太稳定，但我很满足。和妻子女儿风雨同舟，多储蓄、少铺张，一切困难都可以过得去。除了纯粹地赚钱，生活得快乐对我来说更重要，丰富的阅历也更能鼓舞我。有机会，我也想把这些年的经历见闻，有关于中亚的人和事，说给更多人听。

2021年元旦，我们一家人在比什凯克的合影。

这两年，因为疫情，航班停航，旅游和展会业务停摆。很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人都在跟我聊，疫情后要张罗些什么业务。有金矿、煤矿主要找中国投资人；有画家要把作品送去中国展示；有马术教练和芭蕾舞老师想尽快回去中国任教；有导演想找中国合作人拍片；食品厂主更是强烈想与中国电商对接……

不仅仅是生意，更是一种期待，去交涉、去传播，看世界的眼睛要重新睁开，“管道”作用也要重新发挥起来。我卯足了劲，就等着疫情一过，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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